那一个月,我选婚纱、挑戒指、看宴会厅。他父亲难得地请我吃了一次饭,饭桌上当着亲戚说:「冠雄这孩子,只有安澜管得住。」我端着酒杯,手都在抖。
那时候我以为,苦日子过完了。
坏事是从一份旧档案开始的。
嫂嫂的律师重新翻案,说李峰的死另有蹊跷,还向法院申请调阅三十年前大宅的佣人登记。冠雄听了这消息,那天夜里把我压在身下,动得比哪一次都狠。他在我耳边喘着气问:「澜澜,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很混帐的事,你会不会替我收拾?」
我说会。我说我什麽都替他收拾。
他笑了。他笑得我一阵发冷。
也是那几天,集团办公室新来了一个打扫的女佣。
她叫阿秀,二十出头,很瘦,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她打扫总裁办公室时从不乱动东西,只把纸篓清空、把杯子洗净。她见了我也不叫安总,只是低头。
我起初没在意。直到有一天我推门进去,看见冠雄坐在椅子上,阿秀蹲在他脚边捡掉落的笔盖,他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眼睛望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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