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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用理性对话的方法是站在他人立场以谦逊的态度倾听和使用非暴力的表达方式发言，两者缺一不可。
每个人从小到大各异的生活经历与环境会塑造人们产生不同的想法与立场，很多时候立场没有对错，只是不同群体、个体需要或在乎的事物不同。
所以我们在试图理性对话时，需要的是谦逊又具同理心的态度去倾听，并适当地表达自身想法。仅仅考虑自身立场或利益的发言，常未免显得咄咄逼人。
但当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人经历的事情，也常没有办法以更大的同理心去看待这些人、那些事。
我是一个个性天生很会避开冲突的人，所以在生活中我几乎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冲突，虽然如此，但我与他人的互动，也不尽然次次都是理性对话。
另一方面，我没有和他人发生冲突，其实也不代表这个社会中就没有冲突。
2019年的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讨论的核心概念，让我看到了近几年来台湾社会大小议题不断在火爆和理性对话之间拉扯现象的缩影。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剧试图讨论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与媒体四方不同立场与各自需要面对的困境，甚至讨论精神病患、精神病患家属等议题。
这让我对这些人事物更有同理心与共情感，看完剧後内心好像也变得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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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从小到大各异的生活经历与环境会塑造人们产生不同的想法与立场，很多时候立场没有对错，只是不同群体、个体需要或在乎的事物不同。
所以我们在试图理性对话时，需要的是谦逊又具同理心的态度去倾听，并适当地表达自身想法。仅仅考虑自身立场或利益的发言，常未免显得咄咄逼人。
但当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人经历的事情，也常没有办法以更大的同理心去看待这些人、那些事。
我是一个个性天生很会避开冲突的人，所以在生活中我几乎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冲突，虽然如此，但我与他人的互动，也不尽然次次都是理性对话。
另一方面，我没有和他人发生冲突，其实也不代表这个社会中就没有冲突。
2019年的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讨论的核心概念，让我看到了近几年来台湾社会大小议题不断在火爆和理性对话之间拉扯现象的缩影。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剧试图讨论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与媒体四方不同立场与各自需要面对的困境，甚至讨论精神病患、精神病患家属等议题。
这让我对这些人事物更有同理心与共情感，看完剧後内心好像也变得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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